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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章 屋檐之下

第十五章 屋檐之下 (第2/2页)

桌上安静了一瞬,然后几个孩子又叽叽喳喳地说起学校里的事来。张彬郎用马来语跟美郎争论什么数学题,美郎用英语反驳,温氏姐妹用闽南话互相交流厨房的事,朱月芝抱着元郎轻声哼着粤语童谣,奶妈在旁边用客家话念叨着“小少爷该睡觉了“。
  
  ——客家话、闽南话、马来语、荷兰语、英语、粤语,六种语言在同一张桌子的上方交织碰撞,像一群不同颜色的鸟在同一个笼子里扑腾着翅膀。
  
  张振勋端着茶杯看着这一切。茶是潮州的凤凰单丛,瓷杯是荷兰的蓝白釉,勺子搁在旁边,是银制的英式茶匙。他把这三样东西凑在眼前看了看,觉得它们放在一起怎么看怎么别扭,可分开又不行。就像他自己,坐在槟城的宅子里,穿着一身浅灰色的棉布唐装——那是他回到“家“才换上的衣裳——可他口袋里揣着的怀表是瑞士的,账本上写的字是中文的,脑子里算的是荷兰盾和英镑的汇率。
  
  “阿爸,你在想什么?“美郎凑过来,仰着脸看他,嘴角还沾着一粒米。
  
  张振勋用拇指替他抹掉那粒米,又顺带刮了一下他的鼻尖。“没想什么。吃你的饭。“
  
  “你肯定在想事情。“美郎不依不饶,“你每次不说话的时候都在想事情。阿妈说的。“
  
  张振勋看了惠莲一眼,她笑笑,没说话。又看了朱月芝一眼。她正低头给元郎擦嘴,听见这话微微侧了侧脸,嘴角弯了一下,也没有接话。
  
  “好,那阿爸告诉你们。“张振勋把茶杯放下,双手撑在桌面上,目光从三个大儿子的脸上一一划过,“你们每天去学校,学英文、学荷兰文、学算学、学地理。你们的先生是英国人、荷兰人,你们的同学有马来人、印度人、欧亚混血儿。你们走在槟城的街上,满耳朵都是你们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话。“
  
  他停了一下。桌上安静下来,连温氏姐妹也放下了筷子,看着他。
  
  “可是你们要记住一件事。“他的声音沉下去,沉得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,“在这个家,不管你妈是谁,不管你讲多少种话,不管你以后在哪个地方做生意、跟什么人打交道——你都给我记住了:你是客家人,你是唐人。你们的根在广东大埔,在闽粤交界那个山窝窝里。那地方穷,那地方偏,可那地方埋着你们的祖宗。记住了没有?“
  
  三个孩子互相看了一眼,然后齐声答道:“记住了。“
  
  “大声点。“
  
  “记住了!“三个声音叠在一起,清脆响亮,在餐厅里回了一下。窗外榕树上的夜鸟被惊得扑棱棱飞起来,在夜色里画了几道弧线,又落回树冠里去。
  
  张振勋这才重新端起茶杯。茶已经凉了,他一口喝完,把杯子搁下。“吃吧,菜凉了。美郎,把你碗里的酿豆腐吃完,别浪费。“
  
  饭桌重新热闹起来。美郎用粤语跟朱月芝讨价还价——“四妈,我能不能只吃两块?““三块,不能再少了。“——张彬郎用客话跟他二妈说了句什么,他二妈抿着嘴笑了,又夹了块鸡肉塞进他碗里。张元郎在奶妈怀里忽然哇地哭起来,朱月芝接过孩子轻声哄着,哼着那首粤语童谣:“月光光,照地堂,虾仔你乖乖瞓落床……“
  
  张振勋靠在椅背上,看着这一桌子鸡飞狗跳的热闹,忽然觉得心里某个绷了很久的地方松了一下。只是一下,像琴弦被人轻轻拨了一指,余音在胸腔里嗡嗡地荡着。
  
  他知道这“松“是假的。回巴达维亚之后又是生意、又是官司、又是荷兰人和亚齐人两边逼着他表态。可至少此刻——在这个槟城的夜晚,在这棵老榕树的树荫底下,在这张摆着五种风味的菜和六种语言的饭桌上——他可以假装一切都很安稳,假装他不是一个走在钢丝上的人。
  
 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右手摸出那枚磨得发亮的铜钱,左手小指上戴着一枚新的金戒指,是朱月芝今年生日时送他的。右手心上的铜钱和左手小指上的戒指,像隔着四千里路,一个在大埔老屋的灶台前,一个在槟城的餐桌旁。
  
  他把两只手平放在桌上,左手挨着二儿子彬郎的饭碗,右手挨着小元郎的奶瓶。然后他抬起眼睛,看着满桌子妻儿的脸,看了很久,看得最活跃的美郎都安静下来,眨着眼问他:“阿爸,你又在想事情了?“
  
  张振勋笑了一下,摇了摇头。
  
  “没想。吃饭。“
  
  那天夜里,张振勋没有睡。
  
  孩子们都安顿了,两位温氏太太各自回了院子,朱月芝哄睡了元郎,披着一件外衣走到书房门口,看见他坐在桌前发呆,便没有进来,只是倚着门框静静地站了一会儿。
  
  “怎么了?“她轻声问。
  
  张振勋抬起头,看了她一眼。灯下她的脸被照得柔和,褪了白天的精明和干练,显出几分困倦的温软来。她是他的妻子,也是他的翻译、他的谈判代表、他的账目核对人——在巴达维亚的商业酒会上,她能替他挡掉那些荷兰官员拐弯抹角的试探;在槟城的码头上,她能同时用三种语言跟三拨人谈妥卸货的价钱。她像一个长了翅膀的算盘,噼里啪啦地响着,替他算清楚了无数笔糊涂账。
  
  可此刻她只是站在门口,光着脚,头发散着,怀里抱着一件他忘了拿回房的薄外套。
  
  “月芝,“他叫她,“你说,我能把这些事都摆平吗?“
  
  她走进来,把那件外套搭在他肩上,然后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她没有问“哪些事“,她都知道——巴达维亚的摊派、亚齐的暗助、刘泰兴的拉拢、左秉隆的召见、老家的陈珏、槟城的孩子们、账面上永远算不完的收支。这一切堆在一个人的肩上,四十多岁的肩膀。
  
  “摆不平。“她说。
  
  张振勋看着她。
  
  “但你可以扛着。“她伸出手来,隔着桌面覆在他的手背上。她的掌心是温热的,比他凉了半夜的手暖和得多。“你扛一天,孩子们就安稳一天;你扛一年,这片家业就多撑一年。不用想摆平的事,你能扛着,就已经很厉害了。“
  
  张振勋低头看着她覆在自己手背上的那只手,月白的长裙袖口滑落下来,露出纤细的手腕。那手腕上什么首饰也没戴,她从来不戴那些累赘的东西,说干活不方便。她的指节上有薄薄的茧,是常年握笔写字留下来的。
  
  他翻过手来,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。她的手小,被他整个包住了,只露出几根指尖。那几根指尖微微蜷着,像一朵半开的茉莉。
  
  “月芝。“
  
  “嗯?“
  
  “你后悔吗?“
  
  她沉默了一瞬,然后笑了一下。“后悔什么?后悔在香港的时候没有嫁个老老实实的洋行职员,一辈子安安稳稳地算账、生娃、变老?“她抽出手来,拢了拢耳边的碎发,那对珍珠耳坠在灯光下晃了一下,“我要是想过那种日子,就不会来南洋了。“
  
  张振勋看着她。忽然想起第一次在总督府酒会上见到她的那个晚上——她站在落地窗前,侧脸被月光和水晶灯同时照着,像一副被镶了框的画。那时候他不知道她的名字,不知道她的手上有茧,不知道她会用三种语言替他砍价、用一首粤语童谣哄孩子睡觉、用一句“你可以扛着“把他从最深的夜里捞出来。
  
  “睡吧。“她说,站起身,把他搭在肩上的外套又往上提了提,“明天还有一堆事呢。那批货的保险条款还没谈妥,荷兰人的手续费要压到四个点以下。“
  
  “你替我谈。“他说。
  
  “我替你谈。“她走到门口,回头看了他一眼,“可你得睡。你扛着的这些东西,得有个人扛着你。“
  
  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了。张振勋坐在桌前,听见她的脚步声穿过走廊,轻轻踩过几级楼梯,往二楼的卧房去了。他又坐了一会儿,才起身把灯吹熄了。
  
  黑暗中他躺到床上去,闭上眼睛。那根钢丝还在脚下,左边是刀,右边是火,可他忽然觉得,钢丝旁边多了一只手——一只指节上有茧、掌心温热的手,轻轻地托了他一把。
  
  不是把他拉上来,只是托了一下。让他能再走一步。
  
  他在黑暗中慢慢呼出一口气,那口气从胸腔里出来,经过了那枚铜钱和右手的金戒指,经过了大埔老屋的天井和槟城的大榕树,经过了六种语言的饭桌和两条路的中间。
  
  然后他睡着了。梦里什么都没有。就只是一片安静的、黑沉沉的、像老屋瓦片一样的夜色,安稳地盖在他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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