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章：远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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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7年3月，的里雅斯特
　　
　　保罗的飞机能飞两千公里了。
　　
　　两台发动机，三十二米翼展，十层蒙布。他从的里雅斯特飞到马德里，再从马德里飞回，中间没有停。两千公里，飞了整整一天。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的时候他起飞，太阳落到西边的时候他降落。他在飞机上吃了面包、巧克力，喝了一壶咖啡。雅各布给他准备的保温壶，壶嘴用软木塞塞住，不会洒。
　　
　　“科恩先生，我到了马德里。”他走进咖啡馆，端起一杯咖啡，一饮而尽。
　　
　　“看到什么了？”
　　
　　“看到斗牛场。很大。圆形的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是马德里的斗牛场。全世界最大的。”
　　
　　“比您的咖啡馆大。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笑了。“当然。我的咖啡馆只有这么大。”
　　
　　保罗放下杯子，看着海。“科恩先生，今年秋天，我飞纽约。”
　　
　　“秋天。还有半年。”
　　
　　“半年，很快。”
　　
　　“快？你去年说今年，今年又说秋天。秋天到了，你又说冬天。”
　　
　　保罗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“科恩先生，这次是真的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每次都说是真的。”
　　
　　“这次是真的。飞机好了，发动机好了，电池好了。只差风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什么风？”
　　
　　“西风。从西往东吹。飞美国要往西飞，顶风。顶风飞不动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怎么办？”
　　
　　“等。等秋天。秋天西风弱。弱了，就能飞。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看着他，沉默了几秒钟。“那你就等。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　　
　　伊洛娜的《帝国的黄昏》加印了两次，总印数达到了七千本。书不仅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卖，还卖到了德国、捷克、波兰，甚至有人带到俄国去。她在书里写的东西，很多人看到了，很多人信了，也有很多人骂。但骂的人越来越少，因为骂的人发现，骂不垮她。
　　
　　她开始写新书。书名《萨拉热窝》，写的是波斯尼亚的历史。她花了三个月搜集资料，读了上百本书，采访了几十个从波斯尼亚来的人。她写道：“萨拉热窝是一座桥。东边是奥斯曼，西边是欧洲。桥上走的人，有土耳其人、塞尔维亚人、克罗地亚人、犹太人。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，拜着不同的神，但都走在同一座桥上。桥很老了，石头磨光了。但还在走。”
　　
　　“伊洛娜，你写得完吗？”雅各布问她。
　　
　　“写得完。明年春天。”
　　
　　“然后呢？”
　　
　　“然后写下一本。写塞尔维亚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写不完。”
　　
　　“写不完也要写。写不完，总比不写好。”
　　
　　莱奥的腿疼得越来越厉害。军医说，不能再站岗了，再站，腿就废了。莱奥不听，每天还是去围墙上站一会儿。施密特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围墙上，让他坐着看。他不坐，说坐着看不远。施密特说，你站着也看不远，海那么大，你看到对岸了吗？他说，看不远，但能看到天。天比海大。
　　
　　“莱奥叔叔，您退休吧。”保罗站在他旁边。
　　
　　“不退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
　　
　　“退了，干什么？”
　　
　　“去美国。我飞，您坐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还没飞到美国。”
　　
　　“快了。秋天就飞。”
　　
　　“秋天还没到。”
　　
　　“快了。眨眨眼就过去了。”
　　
　　莱奥眨了眨眼。“没过去。”
　　
　　“再眨几下。”
　　
　　莱奥又眨了几下。“还是没过去。”
　　
　　保罗笑了。“您学我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教的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教您等。您教我不放弃。”
　　
　　莱奥伸出手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“对。你教我等，我教你不放弃。”
　　
　　1907年夏天，维也纳的国会吵翻了天。捷克议员要求自治，德意志议员反对。双方在议会里扔墨水瓶，打起来，警察进去维持秩序，被议员们推搡。皇帝派了一个新总理，说要“维持秩序”。新总理说，要用强硬手段。反对派说，你强硬，我们更强硬。局面僵住了。
　　
　　伊洛娜在《新自由报》上写了一篇评论。题目是《墨水瓶》。她写道：“他们扔墨水瓶。不是因为他们疯了。是因为他们没别的办法。帝国不让他们说话，他们就扔。扔完了，擦了，继续扔。”
　　
　　费舍尔看了稿子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发。”
　　
　　文章发表后，国会的一个议员在会议上读了她这篇文章，说：“你们看，连记者都看不下去了。”另一个议员说：“记者懂什么？记者只会写。”吵了一整天，什么也没解决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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