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4章 2000

第54章 2000 (第2/2页)

不是来修的——是来做保养的。车主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，皮肤黝黑，说话带一点广东口音。他坐在客户休息室里看报纸的时候，海龙正在给那辆凌志换机油。换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底盘上有一根油管有轻微的渗漏——不是他检查范围里的东西，但他蹲在车下面的时候看到了。他把那根油管指给车主看了。“不换的话，再跑两个月可能会裂。“
　　
　　车主从报纸上抬起头。他看了一眼海龙指的位置，说：“换。你帮我换了。“
　　
　　海龙把油管换好以后，车主站在车旁边又看了他一眼。没有说“谢谢“，而是问了一句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“
　　
　　“淮海那边的。“
　　
　　“淮海——那边入世以后变化大不大？“
　　
　　海龙拿着扳手的动作顿了一下。“入世？“
　　
　　“WTO。中国入世了。十一月的事儿——你没看新闻？“
　　
　　海龙没有说话。他确实没有看新闻。修理厂的休息室里有一台电视机，但午休的时候大家都拿它放录像带，没有人看新闻。他把扳手放回工具车上，把车主的凌志从举升机上放下来。
　　
　　WTO。他把这几个字母在脑子里拼了一下——不是英文，是那三个字母的形状。他想起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汽修铺里听到收音机里播报“设计师南巡“——那时他刚学徒不久，不懂南巡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那天师傅的收音机开得比平时响。一九九八年夏天他在省城晚报上看到“亚洲金融风暴“——他不太懂，但把那页报纸留下来了，在报头上写了“记住“两个字。现在二〇〇〇年，他在修一辆凌志的时候听到了“WTO“——三个字母。
　　
　　他站在那辆凌志旁边，手在抹布上擦了两下。车主已经把车发动了，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摆了一下，开走了。海龙站在举升机旁边，把那块抹布叠了一下放回工具车上。然后他走到工具箱前面，蹲下来，打开箱子。最底层——压着工具箱底板的深处——有一张一九九八年的报纸。他没有把报纸拿出来，只用手在最上层碰了一下，然后把工具箱盖上了。
　　
　　WTO。他把三个字母在心里拼了一遍又一遍。他不知道这三个字母具体会改变什么——但他知道它们和一九九二年的“南巡“、一九九八年的“金融风暴“一样，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字。那个东西会改变所有人的路——包括他的。他站起来，把工具箱的锁扣扣好。十二月了。这一年快过完了。
　　
　　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时候，建国在办公室把最后一季度的报表整理完，夹进档案夹里。他的腰上别着那只BP机——现在已经不会总用手去摸了。转制以后的新办公室有四个人，一人一张桌子，桌子之间隔着一段刚够一个人侧身走过的距离。靠窗的那张桌上放着一盆文竹——不是他从老李手里接过来的那盆，是新买的。老李那盆在他办公室窗台上长了一年多，夏天的时候活过来了，重新发出了几根新枝。十二月初的时候他把那盆文竹从办公室带回了宿舍——不是因为它死了，是因为他想带回去。
　　
　　他把档案夹放进柜子里，站起来。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管有四根，全部亮着。窗户关着——十二月的冷风被挡在玻璃外面。隔壁科室有人在打电话，声音隔着一道墙传过来，听不清说什么，但能感觉到那种语调——不是紧急的，是日常的、平和的、不急不慢的。
　　
　　他伸手把桌上那盏绿罩子台灯关了——灯的灯泡热了太久，关掉以后灯罩还在慢慢散热，他的手掌从上面经过的时候能感觉到那种温度——然后走出了办公室。走廊里的声控灯在他经过的时候亮了，他走过去以后又灭了。二〇〇〇年的最后一天，和一九九九年的最后一天一样，县城的街道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。建国走回宿舍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——不认识，互相没有打招呼。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长、交错、分开、缩短，然后各自走远了。
　　
　　宿舍里的暖气比办公室弱一些，但比外面暖和得多。他把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后的钩子上——钩子是上一任住户留下的，钉在门板上，挂了几件衣服以后有点歪了，但还没掉。他在桌前坐下，没有开台灯——窗外的路灯照进来的光已经够用了。那本《新华字典》还在桌上——边上放着那盆文竹。文竹的叶子在台灯——没有开的台灯——旁边的阴影里，轮廓柔和。他伸手在文竹的一片叶子上碰了一下——叶子是绿的，硬的，还活着。
　　
　　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县城上空的夜色和前一年的今天一样——漆黑的，安静的。远处有一条狗叫了几声，然后安静了。路灯的光在后院里投下一块光斑，和去年的位置一样。他站在窗前。他不知道明年会怎样。转制后的第一年，他留下来了——但接下来呢？入世的消息他在十一月的报纸上看到了。他不知道那两个字对县商务局的一个普通职员意味着什么——可能意味着什么，也可能什么都不意味。他站在那里，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，等着二〇〇〇年的最后一刻从他身边走过去，像任何一天一样走过去。
　　
　　他没有看表。过了很久以后，他拉上了窗帘。在黑暗里走到床边，坐下来。
　　
　　村口的老槐树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里和任何一夜一样站着。去年这个时候的霜已经化了——今年还没有开始下霜，气温比去年高了几度，地面上没有白。树枝伸向天空的线条和去年一样——光秃的、清晰的。树下没有人。石头在树根旁边——表面被三年没有磨过的裤子磨掉了一层皮，比三年前更亮了。
　　
　　树皮上有一道旧刻痕——三条平行的线。在冬夜的空气里那条刻痕被月光照得比周围的树皮深一个色号——不是在发光，是不反光——它比平整的树皮吸收更多的光，所以看起来更深。它在那里。没人看见，没人摸它——它在那里。
　　
　　村里有一家的灯还亮着。隔得很远，从窗户里透出来，橘黄色的，在冬夜的空气里像一小团凝固了的暖意。然后它熄了。整个村子都暗了。老槐树在完全的黑暗里站着——没有光，没有人，没有声音。根在土里，在看不见的地方，在那个完全沉默的深夜里，在冻土下面。等待着什么——不是春天，是比春天更近的某个东西。天亮以后就是二〇〇一年了。是时候了。